我国青铜器制作精美，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。就目前出土的青铜器来看，我国青铜器主要分为食器、酒器、水器、乐器、兵器、礼器等，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。目前，吉林省已经调查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存数量较少，且都是小件，未见大型礼器，但文化内涵丰富且具有多样性，在吉林文化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。本期将为您展示由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五件具有特殊意义的青铜器。

契丹文八角铜镜

(资料图片)

契丹文八角铜镜是于1971年6月，由吉林省大安县红岗子公社永合大队小学一名学生在劳动时，无意间挖出来的。

这面铜镜呈八角形，直径26厘米，厚0.9厘米。镜面光亮可鉴，镜背中央为一半球型钮，高1.4厘米。铜镜的铭文共五行，从右到左竖读，大意为“时不再來，命数由天；逝矣年华，红颜白发，脱超网尘，天相吉人。”铜镜刻有边款“济州录事完颜通”七个汉字。边款为金人所刻，表明此镜为金人沿用。“济州”的地理位置大致在辽代黄龙府，“录事”是掌管文书的官职，完颜通是金人的名字。金历经与辽的战争、与南宋的对峙，连年用兵，铜禁极严，境内铜镜都要经过官府签押。这面辽代铜镜到了金朝之后，可能是完颜通这个人继续使用，也有可能是当时被他签刻过。

这面契丹文八角铜镜最有价值之处在于镜背铸造的契丹字铭文。契丹民族在建立契丹王朝后，为了适应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，曾参照汉字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，用以记录契丹语。两种契丹文字在辽代与汉字并行，至明代已无人认识。这面铜镜上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，是有契丹文的铜镜中镜面最大、文字最多的，对研究辽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。

夫余鎏金铜面具

夫余鎏金铜面具长度为11.5厘米，额部宽为9厘米，尺寸相对小于现代人的面部。整个面具狭长，颧骨较高、鼻梁较平、眼睛细长，额头有三道横纹。面具背部有环，可用于系挂。目前研究认为，这件面具反映的是一个成年的夫余男子形象。

夫余是古代东北的土生民族，主要活跃于今天吉林省中部以及东南部地区，属于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族系之一——秽貊族系。夫余大约于公元前2世纪建立政权，汉朝时期受玄菟郡管辖，历经700余年，对东北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有所影响。

错金银丙午神钩铜带钩

错金银丙午神钩铜带钩，据考证是汉朝赐予夫余国的一件珍贵且罕见的文物，于1968年在吉林省榆树县刘家乡果树园出土。

这件铜带钩造型为一只鸟喙神人，即长着鸟嘴的神兽。他双臂怀抱一条鱼正在食用，这条鱼可以上下活动，却不会掉下来。整条带钩分段铸造，然后合成，经过多道工序制作完成。其后用错金工艺刻有“丙午神钩君必高迁”八字铭文，并且有11颗红宝石和绿松石镶嵌，十分华丽。带钩通体错金银、宝石镶嵌，造型精美、铸工精巧，色彩斑斓、交相辉映，是一件难得的工艺品，被专家确定为东汉时期的文物。

“煌丕昌天”海船纹铜镜

海船纹铜镜在宋金时期较为流行，这件“煌丕昌天”海船纹铜镜所属年代即为金代，出土于吉林省前郭县吉郭古墓。

这面铜镜镜体为八瓣菱花形，半球形钮，镜背浮雕一艘海船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，海浪的波峰和波谷落差较大，突出了波涛的汹涌。单桅帆高出人身体数倍，衬托出海船的宏伟、大海的浩瀚。船身两侧有四道篷索，从不同方向对桅杆加以固定。船身部分，只用两道简约线条，便将整个船身形象地勾勒出来。船头、船尾及船舱中的人物依稀可见。

钮上方有四字铭“煌丕昌天”，全文寓意为“上苍保佑，天下兴盛”。铭文内容与铜镜纹饰相互呼应。这面铜镜属随葬品，按照古人“事死如事生”的观念，逝者在地下也需镜子照容理妆。这类海船纹铜镜在国内其他地方也有发现，在陕西、四川、湖南、吉林、黑龙江等地都有出现，甚至韩国、日本也有相似铜镜，这反映出海船纹铜镜是宋金时期流行的铜镜，也反映出铜镜在这一时期的平民化，商品化。

青铜短剑

青铜短剑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，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北、华北，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。它既是一种短小锐利的武器，也是一种精美的佩戴之物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

这把青铜短剑出土于吉林省双辽市秀水乡元吉屯吉祥村，所属年代为战国，是吉林省极具代表性的青铜器物。短剑通长42.5厘米，刃微残，剑柄基部残一孔，饰有折线和圆点花纹。从上到下大致包括枕石、剑台、剑柄、剑身、剑锋等部分。枕石主要起加重作用，以保持剑身和剑柄的平衡，使剑挥动起来既省劲，又能加强刺杀的力量，因而又被称为“加重器”。剑身上有血槽，形成“工”字形刀条截面，减轻短剑重量的同时可以保证强度。

（本文资料由吉林省博物院提供）

作者：吉林日报全媒体记者 裴雨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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